维也纳1900：一座城市如何同时发明了现代世界的六种面孔

二百万人的粒子加速器

一位德国医学杂志的评论者将1900年前后的维也纳称为”现代性的创造性粒子加速器”——在音乐、绘画、文学、哲学的每一个领域，既有的秩序都在被拆解、分解，然后以创新的方式重新组装。² 这座拥有超过两百万人口的城市是奥匈帝国的首都——一个横跨中欧、涵盖十五个民族的庞大多民族国家的神经中枢。帝国最著名的咖啡馆”中央咖啡馆”里摆着250份报纸，用22种语言印刷，来自帝国的所有领地。⁴

这些人同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弗洛伊德和维特根斯坦，马勒和勋伯格，克里姆特和席勒，施尼茨勒和霍夫曼斯塔尔，卡尔·克劳斯和斯蒂芬·茨威格。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产出如此密集的跨学科天才群。

马勒的歌剧院：犹太人指挥瓦格纳

1897年，古斯塔夫·马勒为了获得维也纳宫廷歌剧院总监的职位，接受了天主教洗礼。在这座反犹主义公然横行的城市里，一个犹太人要指挥瓦格纳的歌剧，别无他法。

但洗礼并不能保护他。马勒与维也纳爱乐乐团之间的冲突成为维也纳现代主义的标志性事件——乐团的保守传统与马勒的现代作品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对立。¹

与此同时，马勒的学生阿诺德·勋伯格正在向他的学生们传授无调性的基础。1913年3月31日——比斯特拉文斯基在巴黎引发骚乱早两个月——勋伯格在维也纳音乐协会大厅指挥了一场音乐会，观众的骚乱严重到演出不得不中止，马勒的《亡儿之歌》根本没有机会被演奏。⁴defisch+fleisch

弗洛伊德的沙发：当上帝死了，魔鬼也死了

弗洛伊德以确信自己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自信，把他第一部伟大著作《梦的解析》的出版日期提前标注为1900年——尽管实际出版于1899年末。他已经在幻想未来会有一块铭牌纪念他的发现，将其与哥白尼的思想革命相提并论。² 维也纳人在读书会上热烈地阅读尼采。尼采那句”上帝死了”标志着一种存在性重新定位的紧迫性。但如果上帝死了，那么魔鬼也死了。那么人类的非道德性和破坏性该如何重新解释？什么可以取代宗教式的自我理解？随着忏悔室的过时，一件新的家具变得必要——沙发。²

克里姆特的黄金：当贝多芬遇见分离派

1897年，克里姆特、约瑟夫·霍夫曼和科罗曼·莫泽尔发起了维也纳分离派运动，目标是将不同的艺术形式融合为一个”总体艺术品”——这个概念直接借用自瓦格纳。¹ 分离派大楼的地下室至今展示着克里姆特长达三十多米的”贝多芬饰带”——它将瓦格纳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诠释转化为视觉：受苦的人类鼓励全副武装的战士与邪恶的自然力量作战，艺术、诗歌和音乐的”精灵”漂浮在他们之上，直到爱实现了人类对幸福的渴望。⁵ 但克里姆特为维也纳大学创作的天花板画因过于大胆的裸露和挑衅性而被否决——学术界拒绝接受这位最大胆的维也纳艺术家对真理的视觉化诠释。⁴

施尼茨勒：整座城市的性秘密

卡尔·肖斯克在他的经典著作《世纪末的维也纳》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子女们正在全面撤退到精神生活中——撤退到一个非历史的”唯美主义花园”中。政治幻灭被一种将政治还原为心理范畴的方式克服了。⁶ 亚瑟·施尼茨勒的文学作品正是这种心理转向的文学表达。他在小说中将大资产阶级女性与底层”甜蜜姑娘”并置——前者在谈到爱情时承认”我没有那个勇气”，后者虽然没有社会上升的希望却充满了对生活和爱情的渴望。⁴ 在这种严苛的性道德（双重标准）下，维也纳当时有多达一万五千名妓女。资产阶级男性可以在她们那里满足需求，而资产阶级女性和被严密看管的女儿们却只能压抑。压抑的后果就是当时极其普遍、如今已完全消失的疾病——“歇斯底里症”，弗洛伊德对此可以唱一首长歌。⁴

”谁是犹太人，由我说了算”

维也纳的政治生活复杂而紧张。社会民主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同时在此发展。维也纳市长卡尔·吕格尔用他自己的话说，把公开的反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加以工具化。到1914年，维也纳百分之九的市民是犹太人。犹太作家、作曲家、演员和科学家——如卡尔·克劳斯、施尼茨勒、马勒、勋伯格——在科学和艺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¹

吕格尔那句臭名昭著的话——“谁是犹太人，由我说了算”——完美地概括了这种把反犹主义当作可以随意开关的政治工具的态度。

在这座城市中，阿尔玛·马勒和设计师埃米莉·弗洛格等女性开始塑造文化场景——不仅仅作为缪斯或模特，还作为积极的塑造者和时代的先驱。³

一切的结局

维也纳现代主义既是逃避也是出发——逃避现代世界令人难以承受的挑战，出发去寻找新的艺术地平线。³

1914年，一个来自萨拉热窝的枪声结束了这一切。帝国崩溃了，咖啡馆里的天才们被战争、流亡和种族灭绝分散到全球各个角落。马勒已经死于1911年。勋伯格将流亡到洛杉矶。弗洛伊德将在纳粹吞并奥地利后逃往伦敦，在那里去世。克里姆特和席勒都死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那座在250份报纸和22种语言中同时思考的城市，最终思考出了自己的毁灭。